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踏野寻踪，笑论古今（上）

周忠和，1965年出生于江苏省江都市，1982年成功考入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古生物学与地层学专业。1985年，周忠和进入中科院研究生院地学部，攻读古鱼类学专业硕士学位。1990年，当时准备硕士论文的周忠和在辽西偶然发现了一种白鲟科鱼化石——现代长江白鲟的最早祖先。野外工作结束后，他依然惦记着那块白鲟化石出土的地方。同年9月，周忠和再次孤身来到那块荒凉的小山沟，经过许多天的寻寻觅觅，却幸运地发现了两块保存相当完整的鸟类化石。经鉴定，这两件标本分属两种不同类型的鸟类。其中一件标本保存了整个的头骨部分，被认定为当时世界上已知的白垩纪早期地层中最为完整的鸟类化石。这两个鸟化石的意外发现，也因此改变了周忠和的整个学术生涯。

　　1995年，周忠和选择远渡重洋，在堪萨斯大学生态与进化生物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世界古鸟类权威马丁教授。1999年，周忠和顺利取得古鸟类学博士学位，同年被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

　　归国任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的周忠和挑起了热河生物群研究课题组负责人的担子。在他的领导下，热河生物群研究课题组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年轻学者。例如，被国外媒体誉为“最有前途的新一代古生物学家之一”的徐星，曾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过有关“二连巨盗龙”的研究成果，被《科学》杂志评为2007年度十大科学突破之一。

　　立足辽西及周边地区早白垩世地层中保存精美的脊椎动物化石资源，热河生物群研究课题组对多个不同门类的脊椎动物类群及地层和环境进行了综合性研究。在鸟类及其飞行和羽毛的起源、恐龙、翼龙、早期鸟类、哺乳类、两栖类和鱼类的进化、地层学以及“热河生物群”的综合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原创性成果，改变了人们对许多重大生物学和古生物学理论问题的固有认识，为新的研究方向拓展了前景。

　　2000年，周忠和当选国际古鸟类与进化学会理事，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国家杰出青年基金。2001年，荣获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基金(学术带头人)。2003年，获得首届中科院杰出科学成就奖。2007年，周忠和再次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010年4月27日，在美国国家科学院第147届年会上，周忠和被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同年8月，周忠和起任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2011年12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13年1月，入选“万人计划”杰出人才，同年由其主编的第6版《十万个为什么》(古生物卷)正式出版。2015年他又先后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和巴西科学院通讯院士。

　　此外，由周忠和研究发表的30多种早白垩世发现的新的鸟类化石，在早期鸟类的系统发育和分类、分异辐射、飞行演化、功能形态、胚胎发育、繁殖行为和生态习性等方面取得了若干发现和成果，有力推动了我国在中生代鸟类研究领域的工作。

　　留学生：能简单聊一下你与化石的不解之缘吗？

　　周忠和：我最初接触化石方面的知识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那时我还在读高中，并没有什么课外读物可看。因为当时的班主任吴风采老师以前是学水文地质的，所以订阅了一本《化石》杂志——我当时看过的唯一一本课外读物。这本杂志创刊于1973年，由中科院主管，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主办，曾是毛主席也喜欢看的一本科普刊物，在20世纪80年代初它的发行量有22万多份。最初一些有关化石方面的知识就是从这本杂志上所获取的，算起来这应该是我与化石缘分的开始（更为巧合的是如今我也是这本杂志的编委之一，主办单位还是我目前供职的研究所）。当然，并不是说因为我当时看了这本杂志就想学古生物学了。其实我上大学时报了两个专业——第一专业是有机化学（当时觉得比较有用），第二专业才是古生物学（觉得比较有趣）。在高考发挥欠佳被分配到古生物学与地层学专业后，我逐渐地被这门解读史前生命的学问迷住了。

野外观察化石

　　留学生：据悉你之前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专攻的是中生代鱼类，后来为何转而从事古鸟类研究？

　　周忠和：在我看来，其实研究对象变化不算很大。鱼和鸟类都同属脊椎类动物。其实在国外，科研人员从事不同门类化石的研究是很正常的。但国内情况不太一样，就拿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来说吧，在这方面分工很细，过去研究鱼类和研究鸟类的人员都不在一个研究室，所以大家才会觉得跨度很大。

　　关于我为何从事古鸟类研究？主要原因是前面提到的不经意的化石发现，由于这一时期（距今大约1.2亿年前）的鸟类化石在世界范围内都颇为稀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的发现能够填补白垩纪早期鸟类演化史上一个长期的空白。其次是当时国内古生物学领域研究古鱼类的科研人员比较多，而从事古鸟类研究的则相对稀少。其实，当时做古鸟类研究在研究所还是遇到不小阻力的，幸运的是，研究所的一些开明人士，如张弥曼院士就很支持我的选择，她主要是从培养年轻人的角度来考虑的。所以，当时就我自身而言也觉得这项研究很有意义，于是便弃“鱼”从“鸟”，转向中生代古鸟类的研究。

　　留学生：为什么会萌生去国外读博的想法？负笈美国期间有何收获？

　　周忠和：其实出国留学的想法从读本科时就有了，但由于当时国内在这方面管制比较严格，公派名额有限，加之自己本身并没有积蓄，就一直没能去成。我读硕士期间（适逢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流行“拿手术刀的不如拿理发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法，加之当时国家对科研的投资和重视不够，身边很多人选择下海经商。当时思想也有些波动，但又觉得下海经商不是我擅长的东西，我个人的想法是一个人从事自己喜欢或较为擅长的工作应当更加重要，所以我选择坚持下来。硕士毕业后，考虑到国内在古生物学领域的科研水平与国外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再次萌生了想要出国学习的念头。我当时的初衷很简单，就是希望多了解一下国外先进的技术水平与科研思想，实现自我能力提升，并没有想着一定要长期留在国外工作。抱着这样的心态，我终于在1995年第一次踏上了美国的那片土地。

　　出国前我的英语学得还不错，随着在堪萨斯大学的学习生活（听课、写论文）以及和当地人的日常沟通，我的专业英语和口语又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提升。此外，在美国读博期间，除了积累了很多的专业知识，包括弥补了一些过去在地质系没有学到的生物学方面的课程以外，还有一点比较大的收获是体验到了美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开阔了眼界，这对今后自己更全面地理解科研、生活和社会都是非常有益的。

　　留学生：最终选择回国工作的原因是什么？

　　周忠和：我当时回国的契机是“百人计划”——在我博士毕业的那一年被破格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获得了开展科研工作的第一桶金。尽管它在个人待遇上可能比不上目前新实行的一些人才计划，也可能比不上一些单位为吸引某类人才给出的资金雄厚，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计划，中科院的“百人计划”依然可以说是最为成功的人才计划之一。有了这第一桶金和“百人计划”的名号，回国后的我开始担任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热河生物群”课题组的负责人。2000年，又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从2001年起连续9年获得了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及延续资助。虽说回国那会因为没有房子住而在集体宿舍蜗居了几年，但因为我本人没有太多功利心，对物质要求也不高，所以回过头再看自己当时的决定我很庆幸，也很满足。

未完待续